按发色定价的卵子：土耳其“卖卵网络”案里，41名供卵女性也是嫌疑人

2026 年 10 月 19 日，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公布了一起案件：一个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网络，组织本国女性出境取卵，按枚结算。警方在 14 个省同步行动，53 人被列为嫌疑人，其中 41 人是提供卵子的女性。三天后，法院裁定羁押 8 人。

一起从举报开始的案件

案件由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下属的恐怖与有组织犯罪调查局主办，伊斯坦布尔省警察局移民走私与边境口岸科执行，卷宗号 2026/64504。线索来自总统府通讯中心 CİMER 收到的举报。侦查人员调取通话记录、金融犯罪调查委员会（MASAK）的数据、银行流水和出行记录，比对之后，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安塔利亚等 14 个省同步收网。[1]

检方列出的 53 名嫌疑人分为五类：组织头目 1 人，管理者 5 人，供卵女性 41 人，妇产科医生 2 人，出行组织者 4 人。10 月 19 日首轮拘留 36 人，另有 1 人已在服刑，16 人未到案，其中 7 人身在国外。[1]

此后拘留人数两度上升，10 月 20 日为 42 人，10 月 21 日为 44 人，新增者中包括此前在逃的供卵女性。[2]

10 月 22 日，被拘留者移送法院。检方对 8 人提请羁押，对 36 人提请司法管制，法官当晚裁定：8 人羁押，36 人在司法管制下释放。检方同时表示，仍有 8 人在逃，追捕仍在进行。[3]

三个术语：gözaltı 是警方的拘留讯问，tutuklama 是法官裁定的审前羁押，adli kontrol 是司法管制，常见措施包括限制出境、定期报到。这三个词分别描述不同的程序状态；就本案公开信息而言，尚未见起诉或定罪的消息。

一份按长相定价的“目录”

按检方的描述，这条链分三段。组织者先在土耳其境内为女性安排体检、开始用药促排；「准备就绪」后，把她们送往北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关联诊所取卵；取卵结束后付款，组织者从中抽成。[1]

被招募的多是经济困难的女性，对方许诺的是「高收入」。据《自由报》报道，网络的头目多年在纺织厂做工，经朋友介绍接触到卖卵，自己先做了供卵者，熟悉流程之后，转而招募别人。[4]

警方在头目的设备里查获了后来被称作「目录」的资料：每名女性的照片，按身高、体重、年龄和发色分类，经 WhatsApp 发给潜在买家。报道称，境外客户偏好金发、蓝眼的供卵者，组织者的回复是「什么样的都能找到」；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部分诊所，不接收外貌不符合这类条件的女性的卵子。[4]

价格按枚计算。据警方披露、多家土耳其媒体援引，组织者以每枚 60–80 欧元（约合 3,500 至 4,500 里拉）从女性手中收购，再以约 100 欧元转给境外诊所。侦查卷宗记录的资金流水约 200 万欧元。供卵女性的年龄在 22 至 33 岁之间。[4,5]

811 这个数字怎么读

司法部长的声明写的是，41 名女性「共卖卵 811 次」。[1]《自由报》的细节报道写法不同，是 41 人「出境 811 次」。[4]一次出境可能对应一个取卵周期，也可能只是往返中的一程。按前一种理解粗算，人均约 20 次；在检方公布口径之前，不能把这个商数写成已经核实的人均取卵周期。

为什么在土耳其是刑事案件

1987 年，土耳其颁布首部辅助生殖中心管理条例，比本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还早两年。此后的规则一直围绕同一条原则：治疗只能使用夫妻双方自己的精子和卵子，供卵、供精、供胚和代孕都在禁止之列。[6]

2010 年 3 月，卫生部修订《辅助生殖治疗实施与中心条例》，把禁令延伸到国境之外：医生和诊所不得转介患者去境外使用供体配子，患者出境寻求供卵、供精同样违规。卫生部援引的依据是刑法第 231 条「改变或隐瞒儿童血统」罪，最高可处三年监禁。[6,7]研究者 Zeynep Gürtin 在 2011 年的论文里，把这次修订称为第一个以立法限制本国公民为获取供体配子而出境的例子。[6]

2018 年，第 7151 号法律修订《器官与组织摘取、保存、移植法》（第 2238 号法），新增附加第 1 条：辅助生殖限于已婚夫妻之间，禁止第三方生殖细胞或胚胎捐赠及相关买卖、居间等行为。第 15 条随之规定，违反本法从事胚胎或生殖细胞的捐赠、使用、保存、运输、买卖、居间、广告等所列行为，且不构成处罚更重的犯罪时，处三至五年监禁，并处一千至两千日的司法罚金。[8]本案立案的罪名，正是这部法律，加上组建与参加犯罪组织、器官与组织贩卖。[1]

放到更大的范围里看，不同国家对捐卵的许可、补偿及次数采取不同规则。德国同样禁止捐卵，但允许供精，也没有限制公民出境就医。土耳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试图把规则延伸到国境之外。

供卵女性为什么也是嫌疑人

跨国人口贩运案件里，被招募的女性通常以受害者身份出现。本案的 41 名供卵女性，却与组织者、医生一起被列为嫌疑人。原因在法条本身：第 2238 号法第 15 条列举的受罚行为里，就包括「捐赠」生殖细胞，提供卵子的一方因此也在规制之内。[8]她们最终会被如何处理，被羁押的 8 人各自是什么身份，检方都还没有公布。

身体承担的部分

美国生殖医学会（ASRM）2020 年的委员会意见建议，一名供卵者接受促排的周期以不超过 6 次为宜。依据是风险的累积：每个取卵周期发生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的概率约为 1%–2%，6 个周期累计下来，个人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总体风险约为 8%–13%，并因人而异。[9] 这些是该委员会意见中的估计，并非本案观察到的并发症比例；现代方案可降低 OHSS 风险。

重度 OHSS 可出现腹水、血液浓缩和血栓；取卵是经阴道的穿刺手术，本身也有出血和感染的风险。正规机构会记录每位供卵者做过几个周期、用了多少药、术后如何随访。在这条跨越四国的地下链条里，这些记录由谁保存、是否存在，目前都不清楚。公开报道中，尚未提到有供卵女性出现并发症。

同一时期的国内：四地公开回应

今年 9 月至 10 月，国内也有多处地下手术场所被曝光，曝光者多为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公开回应涉及「非法实施（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武汉和长沙的通报写明具体处置；太仓宣布现场核查，广州部门工作人员答记者问称仍在核查。

太仓、广州两处场所的规模、人员和收入，目前只见于举报人的自述和媒体转述，官方没有确认，本文不予引用。

两个国家的制度起点不同。土耳其禁止的是供卵本身；中国允许在有资质的机构内开展辅助生殖，禁止买卖配子和实施代孕。两地案件都涉及隐蔽的操作链条与供卵女性的风险。至于合法渠道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促成地下需求，现有通报本身不足以作出因果判断。

已经确认的，和还不知道的

资料说明本期信息截至 2026 年 10 月 24 日。土耳其案件部分依据司法部长声明、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通报及土耳其媒体报道；国内部分仅采用各地官方通报及权威媒体对通报的转载。涉案人员均未经法院定罪，文中不出现任何嫌疑人姓名。

资料与图片说明

本期为公开信息整理与法律、医学知识普及，不提供任何服务信息，不构成法律或医疗意见。案件仍在侦查，后续以各国官方通报为准。 封面采用用户提供的概念插画，不对应真实涉案人员；三张信息图按原稿位置插入，英俄版同步翻译图中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