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H水平与AFC计数不一致现象的理论分析报告

A Theoretical Analysis Report on the Discordance Between AMH Levels and AFC Counts

抗缪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 AMH）和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 AFC）是评估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两项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两者正相关：卵巢中小卵泡越多，颗粒细胞分泌的AMH越高。然而，临床实践中经常出现AMH水平和AFC数字不相符的情况。例如，有些患者AMH偏高但超声下可见的窦卵泡数偏低，另一些则AMH偏低但AFC反而较多。研究显示，大约15%～20%的女性存在此类AMH与AFC的不一致现象。这类“指标打架”不仅见于特定年龄段的患者，在年轻和高龄女性中均可发生，并非简单由年龄导致的正常变化。在排除卵巢单侧切除等明显因素影响后，这种矛盾现象往往令患者困惑，也给临床决策带来挑战。为帮助患者和生殖从业者理解其中机制，本文基于近五年国内外权威文献，从多维度深入分析AMH与AFC不一致的潜在原因，包括内分泌调节、卵巢微环境、个体遗传代谢差异、超声成像误差、生理异质性、PCOS等因素，并提供一定的临床应对思路。文章将以通俗语言阐释复杂机制，结构清晰、逻辑严谨，以期既让患者易于理解，又使业内人士全面把握理论要点。

AMH和AFC之间关系受到体内激素调控通路的影响。理解两者不一致，首先需要了解AMH及AFC各自的生理来源和激素调节机制。

AMH的产生及调控：AMH由卵巢中小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主要来源于初级、窦前卵泡和小窦卵泡。它的分泌相对不受下丘脑-垂体促性腺轴直接调控，在月经周期各阶段相对稳定。AMH在胚胎期抑制男性副中肾管发育，女性青春期后达到高峰，随后随着卵泡耗竭逐渐下降，至绝经时几乎测不到。AMH在卵巢局部充当“守门员”，通过抑制原始卵泡过早募集和降低卵泡对FSH（促卵泡刺激素）的敏感性，延缓卵泡池消耗。因此，AMH水平被视为卵巢内剩余卵泡数量的直接指标，比FSH等传统激素更敏感地反映卵巢储备变化 。

AFC的定义及影响因素：AFC指月经周期第2–3天，经阴道超声在两侧卵巢中计数的2–9 mm窦卵泡数。AFC直接表示当月可进入生长阶段的小卵泡数量，受上一周期黄体期卵泡募集情况影响。正常情况下，AFC与AMH高度相关，被认为是预测卵巢储备功能最可靠的超声指标之一。然而AFC受超声检查条件、操作者经验等影响，在不同周期之间也存在一定变动。经验丰富的中心AFC测定具有较高一致性，但一般仍认为AFC具有一定主观性。

通常情况下，卵巢内小卵泡越多，颗粒细胞总量越大，因而AMH分泌也越高，两者呈正比变化。然而，内分泌激素环境的改变可能打破这种同步性。促性腺激素的水平对卵泡生长发育有直接调节作用，从而影响AMH和AFC：

FSH作用差异：在卵巢储备降低时，卵泡分泌的抑制素B和雌激素减少，对垂体的负反馈减弱，导致基础FSH水平升高。FSH升高会刺激可用卵泡尽快生长，这往往意味着每月窦卵泡数减少。部分接近卵巢功能减退（DOR）的患者，其FSH已经开始升高但卵巢内尚存一定数量窦卵泡。在此阶段，AMH常常比AFC更早出现下降。也就是说，一个患者可能有接近正常的AFC，但由于卵泡分泌功能下降、FSH升高等原因，血清AMH已经低于预期值。这被一些学者视为卵巢早衰的早期信号：卵泡数量表面尚可，但内分泌功能已经“透支”。因此，高FSH+正常AFC的情形下，AMH常偏低。

LH和雄激素的影响：在某些高雄激素环境中，AMH分泌可被上调。典型情形是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的高黄体生成素（LH）状态。LH过高刺激卵巢膜细胞产生过量雄激素，而雄激素据报道可促进颗粒细胞产生更多AMH。因此在PCOS等情况下，即便AFC只是中等增加，AMH水平却可能远高于按AFC预测的值。这正是AMH高而AFC相对偏低的一种内分泌机制：LH介导的AMH过度分泌。Alebić等人研究发现，AMH实测值高于根据AFC预测值的患者中，LH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LH是这类AMH-AFC差异的独立相关因素。这提示高LH状态（常见于PCOS）会使AMH水平相对于卵泡数“虚高”。

总的来说，体内促性腺激素轴的平衡紊乱会导致AMH和AFC的不同步变化。FSH升高提示卵巢储备下降，此时AMH会优先降低，而LH/雄激素升高（如PCOS）则会使AMH相对于卵泡数过高。不同患者内分泌状态的差异，构成了AMH-AFC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全身激素，卵巢局部的微环境和卵泡动力学也能造成AMH和AFC的不一致。卵巢微环境包括局部生长因子、营养和血供、基质和免疫状态等，这些因素影响卵泡从初级阶段向窦状卵泡发展的过程，从而分别影响AMH分泌和可见卵泡数。

卵泡募集与凋亡差异：每月只有一部分原始卵泡被募集进入生长池并发育为窦卵泡。卵巢内可能存在募集效率的个体差异：有些女性每个月募集的卵泡相对较少，但卵巢中潜在的原始卵泡库仍较丰富。这样一来，可见AFC可能不高，但AMH水平依然保持较高，因为AMH更能代表整个原始卵泡库的容量。相反情况是，有些女性卵泡募集比例偏高甚至过多，导致每月AFC数目尚可，但卵泡池消耗加速，颗粒细胞功能下降使AMH提早走低。这在卵巢早衰或卵巢局部损伤情况下可能发生，即AFC一时尚未剧减，但AMH已明显下降。因此，卵泡募集和凋亡动态的个体差异可能让两项指标暂时“错位”。

局部生长因子与细胞因子：卵巢中生长分化因子（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抑制素、激活素等）以及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等）会调节卵泡生长与闭锁。一些局部因素可能选择性影响卵泡的存活和激素产出。例如，某些女性可能卵泡闭锁率较高：许多小卵泡在达到可见大小前即凋亡，但在凋亡前颗粒细胞短暂分泌AMH。这理论上可造成AMH一度偏高，而成熟到可计数的卵泡偏少的情况。同样地，局部氧化应激或自身免疫反应如果损伤颗粒细胞功能，也可能使卵泡数尚存但AMH产出不足。虽然具体机制尚在研究，但卵巢局部的微环境差异无疑是造成指标不一致的潜在原因之一。

卵巢间质与血流：卵巢的间质状况和血供可能影响超声观察到的卵泡数量。例如，在卵巢纤维化或间质硬化的情况下，小卵泡可能更难以发育到可见尺寸，即AFC减少，但残余卵泡仍在分泌一定量AMH。这在一些特殊状况（如放射治疗后卵巢纤维化）可能见到。血供方面，卵巢供血不足可能导致部分卵泡萎缩，使AFC减少；但另方面，慢性缺氧可能刺激一些保护性机制维持激素分泌，使AMH水平不至同步下降。这些假设机制都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但提示卵巢组织学和微血管环境的变化可以让AMH与AFC脱钩。

简而言之，每位女性的卵巢内部都有自身的“小气候”。即便卵泡数量相近，卵巢微环境的差异也会导致每个卵泡的AMH分泌能力不同或发育成窦卵泡的概率不同。这种内在因素能部分解释为何一些患者AMH和AFC不成比例。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当AMH高于根据AFC估算的预期值时，可能意味着单位卵泡的AMH分泌上调；反之AMH低于预期则提示单位卵泡AMH分泌下降。这些上调或下调，很可能受到卵巢局部因素调控。因此，深入研究卵巢微环境对卵泡发育和功能的影响，有助于解释AMH-AFC不一致的生理基础。

遗传因素和代谢状态的个体差异，常决定了卵巢功能的基线水平和对检测指标的反应幅度。这些先天和后天因素可能使某些患者表现出AMH与AFC的不寻常组合。

AMH基因及受体突变：极少数情况下，不一致现象源于基因突变导致检测失准。2024年阿布扎比ART生育诊所报道了一例患者，年仅33岁但反复测得AMH极低，而AFC和FSH等指标提示卵巢储备正常。该患者经基因测序发现携带AMH基因的纯合错义突变，导致其体内AMH分子发生改变。突变造成AMH蛋白功能异常或无法被常规免疫测定法识别，因而血清AMH读数接近于零，但她实际卵巢小卵泡不减，COH（控制性超排卵）取到了较多卵子。这一案例清楚地证明：AMH基因本身的变异可造成AMH水平与卵泡数量严重背离。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卵巢功能，而在于检测指标“误报”。类似地，推测AMH受体（AMHR2）基因突变或多态性也可能影响卵泡对AMH的响应，从而改变卵泡发育节律，间接导致指标不一致。例如，受体功能下降可能让更多原始卵泡无视AMH的抑制信号被募集，造成AFC偏高而AMH相对不足。但这方面仍缺乏直接的临床报道支持。总体而言，遗传背景是值得关注的因素：不仅AMH/AMHR2，FSH受体、LH受体等基因多态性都可能影响卵泡数量与激素水平，使之偏离常规比例。

代谢状况：全身代谢状态（如肥胖、胰岛素抵抗、甲状腺功能）也会左右AMH和AFC。肥胖（BMI增高）就是一个典型因素。多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的AMH水平往往低于体重正常者，而AFC未见相应显著下降。一项针对晚育年龄女性的研究指出，肥胖组平均AMH显著低于正常BMI组，但两组超声卵泡计数无明显差异。原因可能在于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和胰岛素等因素抑制了AMH的产生或加速其清除，即每个卵泡产生的AMH减少。同时，肥胖往往伴随高胰岛素和瘦素水平，可促性腺轴发生变化，一些肥胖女性甚至出现类似PCOS的多卵泡卵巢倾向。中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非PCOS人群中，当AMH低于约3.9 ng/mL时，AMH与AFC相关性很弱；而BMI较高（≥23.5）的人群中，AFC反而有增多趋势。这提示对于部分代谢异常（如肥胖）女性，AFC可能受BMI升高影响增加，而AMH水平受BMI影响下降，两者走势相反导致不匹配。另外，胰岛素抵抗本身可提高卵巢雄激素环境，也类似PCOS机制，使AMH分泌相对增强但卵泡生长停滞。在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代谢紊乱时，也有报道AMH水平可能受到影响，需要综合评估。概括而言，个体的代谢状态通过影响激素分泌和卵泡发育来改变AMH和AFC的关系：营养过剩或代谢异常者，两指标相关性往往减弱，甚至出现一高一低的倒错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遗传和代谢因素往往与前述内分泌、微环境因素互相交织。例如PCOS既有遗传易感又有代谢特征，肥胖既改变代谢也影响激素环境。因此，在特定患者身上，不一致现象常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遗传与代谢差异提供了个体化解释：每个人的基因和体质使其卵巢功能指标具备独特的“校准参数”，不完全遵循群体平均规律。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的双侧卵巢超声图像，可见多个小卵泡围绕卵巢外围呈“串珠状”分布。PCOS患者往往卵巢内小卵泡数量显著增加，每个卵泡分泌的AMH量也高于常人。这使得PCOS患者的AMH水平均值可达健康女性的2～3倍。

在导致AMH与AFC不一致的众多原因中，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最常见也最典型的干扰因素之一。PCOS患者的激素和卵巢形态特征往往打破常规，使AMH和AFC的关系发生偏离：

PCOS的卵泡和AMH特征：PCOS以卵巢内大量小卵泡和慢性无排卵为特征。典型的PCOS卵巢在超声下可见“串珠样”排列的多个小卵泡，单侧卵巢AFC常≥20。对应地，PCOS患者的AMH水平异常升高，往往是同龄健康女性的2～3倍。这是因为PCOS卵巢中小卵泡积聚，颗粒细胞总量远超正常，且研究表明PCOS患者每个卵泡分泌的AMH量也增多。高AMH被认为与PCOS的卵泡发育障碍密切相关，可能参与导致持续无排卵的病理机制之一。因此，PCOS患者几乎都是AMH偏高，同时AFC偏高，但二者不一定严格线性对应——AMH升高的程度有时比AFC增加更夸张。

PCOS引起的指标错配：虽然典型PCOS是AMH和AFC“双高”，但在以下情形中可出现AMH与AFC不匹配：其一，卵泡未充分显影。如果超声设备或医师经验有限，面对PCOS卵巢内密集的小卵泡，可能难以精确计数，一些极小卵泡（如2～3mm）可能漏计。此时真实AFC被低估，而AMH照样反映全部小卵泡总量，导致“AMH高而AFC低”的假象。其二，PCOS的异质性。并非所有PCOS患者AFC都极高，一些“卵泡型PCOS”主要表现为AMH升高（卵巢内分泌异常）而AFC中度增加；而某些“排卵型PCOS”可能激素接近正常但AFC高。这些不同表型下，AMH和AFC的比例关系会有差异。还有研究指出，在PCOS患者中AMH与AFC仍呈线性正相关，而在非PCOS人群中AMH低于一定水平时相关性不明显。这意味着PCOS状态强化了AMH-AFC的关联，但超出正常范围的激素环境也引入了新的变异。

其他干扰综合征：除了PCOS，一些疾病或综合征也可能干扰AMH和AFC。例如卵巢功能减退综合征（POF/POI）早期，可能出现AMH较同龄人明显偏低，而AFC一时尚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等高雄激素状态，女性患者有时出现类似PCOS的卵巢表现，AMH与AFC关系异常。 研究提示，当发现AMH高于预期值时首先应考虑PCOS等AMH上调的情况；而AMH显著低于预期时，要警惕卵巢储备减退的可能。总之，各类内分泌-代谢综合征都会通过改变卵泡环境来干扰这两项指标，需要结合临床背景综合判断。

对AFC的测定严重依赖于超声检查的质量。因此，一些AMH与AFC不符的情况，并非卵巢本身的问题，而可能源于成像技术和人为误差。需要考虑的方面包括：

机器和操作差异：不同型号的经阴道超声仪器分辨率各异，对2–5mm微小卵泡的显示能力有差别。如果使用老式或较低分辨率的设备，可能漏掉最小的一批窦卵泡，从而低估AFC。而AMH血检则不受此影响，仍然反映全部小卵泡分泌功能，导致AMH读数偏高于超声所见。此外，操作者经验水平也很关键。有研究指出，在有经验中心AFC的观察者间一致性很高，但在一般环境中AFC计数可能随人而异。操作者如果缺乏统一培训，可能在同一患者身上给出不同的AFC。这种情况下，AMH作为实验室指标相对稳定，就会出现一次AFC结果与AMH不匹配的现象。

卵巢解剖和病理因素：某些患者的卵巢由于解剖位置或合并症，导致超声不易观测。一侧卵巢可能隐藏于肠管后方或盆腔粘连中，超声探头难以获取清晰图像，可能导致卵泡计数偏低。又例如患者卵巢内有较大的囊肿、肌瘤压迫等，占据了图像，使小卵泡淹没在伪影中未被识别。尽管问题出在成像上，但抽血测AMH不受物理屏蔽影响，依然可以反映真实的小卵泡数量。这种情况下，会出现AMH“偏高”而AFC低估。反之，在少见情况下超声可能将一些结构误认为卵泡而过高估计AFC，例如卵巢局部的小液性结构（血管瘤等）误判为卵泡，使AFC读数略高于实际卵泡数，但AMH不会对应升高。

测量标准与主观判断：对何为“可计数的窦卵泡”并非完全客观——一般定义2–9 mm为计数标准 ，但在实际操作时，对于2～3 mm边缘大小的微小卵泡，不同医师可能有不同取舍。有的严格遵循≥2 mm即可算入AFC，有的可能忽略极小卵泡以免过度计数。这种主观差异在AFC结果上产生的偏差，可以达到几个卵泡之多。对于卵巢功能中等偏弱的患者来说，少数几个卵泡的计数差异就可能让AFC分类截然不同（例如从8降到5）。而AMH作为连续变量，受此主观因素影响很小。因此，一旦各机构或各医生对AFC计数标准不一致，就可能导致AMH和AFC评价出现不一致。例如某患者在机构A测AFC=8、AMH正常，在机构B因严格计数仅报告AFC=5，而AMH复测无明显变化，结果出现“AMH正常但AFC低”的矛盾。这提醒我们解读AFC时需要了解背后的技术细节。

与AFC相对，AMH检测属于定量生化测定，但这并不意味着AMH值高低完全可靠无误。实验室检测本身的局限有时也是导致AMH和AFC不相符的原因：

检测试剂与标准差异：全球尚未完全统一AMH检测的标准，各实验室使用的试剂盒和校准标准存在差异。过去十年中AMH测定方法经历了从酶联免疫到全自动化学发光的更新换代，不同代际试剂测得的数值并非完全一致。一位患者如果在不同医院检测AMH，可能出现结果上的波动。在缺乏统一参考范围的情况下，不同机构对“正常AMH”的定义也有差别。因此某些情况下，患者实际卵巢储备没变，但因为检测方法差异，AMH被报告为偏低或偏高，从而与当地超声AFC标准不符。这种跨实验室差异需要引起重视。在解读AMH时应该参考检测机构的参考范围，并尽量在同一实验室复测以验证异常值。

生物学日内和周期变化：尽管AMH被认为不受月经周期影响显著，但最新研究表明AMH水平也存在短期波动。有队列研究发现，AMH在月经周期内的轻微起伏与AFC的小幅波动是平行的。然而，实验检测存在变异：同一人不同日子检测AMH可能相差一定幅度（一般在变化幅度±20%以内）。如果碰巧某次抽血处于AMH天然低谷，而当时AFC测值属于正常范围，就会出现一次性的AMH低于AFC预期的情况。这类波动多数是暂时的，需通过重复检测来判断是真正的异常还是检测变异所致。

药物和生理状态影响：患者的近期用药和生理状况也会影响AMH检测值。例如，使用口服避孕药或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等，会抑制卵巢活动，使AMH水平暂时降低。一项ASRM指南指出，正在使用激素避孕的患者AMH值应谨慎解读，因为口服避孕药可使AMH降低。如果患者正处于这种抑制状态，AFC在停药后往往回升，而AMH可能滞后恢复，从而一过性出现AMH偏低、AFC仍正常的现象。此外，妊娠、哺乳、重大手术后等生理阶段，AMH水平可能有所波动但最终恢复正常卵巢功能时的水平。在不同检测批次中，也存在实验室误差范围。例如某些检测试剂受血清中结合蛋白、类风湿因子等干扰，可能导致读数假高或假低。如果怀疑这类问题，可采用不同厂家的AMH试剂复测验证。正如前文所述，在罕见情况下是患者本身AMH分子有变异，使常规试剂无法识别 ——对于AMH极低但AFC很高者，应考虑这种分析物异常的可能。临床上可以通过检测抑制素B等其他卵泡指标来侧面了解卵泡功能，以确认AMH读数的可靠性。

即使排除上述所有具体因素，生物学上的个体差异本身也可能导致AMH和AFC的不同步。这种异质性是正常存在的，因为每个人的卵巢“衰老”轨迹和内分泌图谱并不完全一样。

卵巢储备衰减的个体差异：女性出生时卵泡储备量和随后减少的速率，因人而异。有研究显示，年龄可以解释AMH绝经前下降的大部分变异，但对AFC变异的解释较少。这意味着同龄女性之间AFC的差异更大，而AMH更随年龄规律下降。然而，在具体个体上，卵泡耗竭并非线性：有些女性可能在30多岁时AMH开始锐减，但AFC尚维持几年相对正常；而另一些人AMH、AFC同步平稳下降，到临近绝经才骤降。这种卵巢老化模式的不同会出现短暂的AMH/AFC比值变化。例如“快速耗竭”型中，AMH相对AFC偏低；“缓慢耗竭”型中，AMH相对偏高一些。

族裔和先天因素：种族遗传背景会影响卵巢储备指标。数据显示亚裔女性AMH水平整体略低于欧美女性，即使AFC相近。这提示在不同种族中，AMH与卵泡数量的关系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另外，家族史（母亲更年期年龄）也影响子女卵巢储备的衰减速度。如果某患者遗传上卵巢寿命较长，她在特定年龄可能AMH高于平均、AFC接近平均，从而在预测模型上看似“AMH偏高AFC偏低”。反之亦然。先天卵泡池大小的差异也值得考虑：有的女性天生卵泡库大，但每月仅招募一小部分（体现在较高AMH但中等AFC）；有的天生卵泡库偏少但募集比例高（体现在AMH偏低但尚有一定AFC）。

生活方式与环境暴露：个人的吸烟、营养、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卵巢健康。例如吸烟者卵泡细胞易受毒性损伤，研究表明长期吸烟可使AMH水平降低，加速卵巢功能衰退。但AFC短期内可能未完全反映这种影响，导致出现AMH偏低的迹象。因此，在无明显疾病的普通人群中，也可能因为慢性生活方式因素出现指标不匹配的早期信号。同样地，环境中的内分泌干扰物质暴露，可能选择性影响卵巢激素分泌，使AMH和AFC产生细微背离。

值得强调的是，生理性的变异并非病理，不一定需要干预。但对于临床医生和患者来说，了解这种变异存在很重要。如果某位患者的AMH和AFC在合理范围内略有不符，且找不到明确病理原因，那么这可能只是她的“个人生理特点”使然。在这种情况下，应动态随访而非过度焦虑。现代医学越来越认识到个体化差异的重要性。正如ASRM的意见指出的，即便有卵巢储备检查结果异常，也不应成为拒绝患者接受生育治疗的唯一依据。因为检测指标不是绝对真理，个体多样性的背景下，需要结合临床整体评估女性的生育潜力。

AMH水平高而AFC低、或AMH低而AFC高，这类矛盾现象并非偶发怪例，而是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内分泌轴的细微变化、卵巢局部环境、遗传代谢背景、PCOS等疾病因素、检测技术的局限以及生理变异性，共同谱写了每位女性独特的卵巢功能“曲线”，令AMH与AFC并非时时步调一致。对于医务人员而言，理解这些机制有助于在评估卵巢储备时做出更全面和个体化的判断；对于患者而言，以平实语言沟通这些原理能够缓解不必要的担忧，让其参与到自身生育力管理的决策中。最终的指导思想是：不让任何一个数字单独主导命运。卵巢储备评估需多角度结合，在出现指标不一致时尤应慎重，以确保既不放过机会也不冒无谓风险。我们期待未来更多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为临床提供更明确的指导，使每一位女性都能得到最适切的生育力评估与保障。

1.Zhang Y, et al. Discordance between antral follicle counts and anti-Müllerian hormone levels in women undergoing IVF  . Reprod Biol Endocrinol. 2019;17(51). （临床研究：约18%患者存在AMH与AFC不一致，提示AFC较AMH更能预测卵巢反应）

2.ASRM委员会意见.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measures of ovarian reserve  . Fertil Steril. 2020;114(6):1151-1157. （权威指南：指出AMH与AFC一般相关但可有30%不一致，并强调不应仅凭卵巢储备指标拒绝治疗）

3.Alebić MŠ, Stojanović N, Dewailly D. Discordance between serum AMH concentrations and AFC: not only technical issues  . Hum Reprod. 2018;33(6):1141-1148. （回顾性研究：患者特征会导致AMH与AFC不符，AMH高于预期者常见高LH（PCOS），AMH低于预期者常见高BMI等）

4.Hochberg A, et al. Significance of AMH and AFC discrepancy for ovarian stimulation response  . J Assist Reprod Genet. 2024;41(3):717-726. （多中心研究：13.3%患者AMH/AFC不一致，提出Poseidon标准下AFC更能预测卵巢反应）

5.Melado L, et al. A novel anti-Müllerian gene mutation in a woman with high AFC and extremely low AMH  . F&S Reports. 2024;5(2):152-156. （病例报告：AMH基因突变导致血清AMH极低但卵巢储备正常，提醒出现AMH过低/AFC高时应考虑基因因素）

6.生殖医学论坛. PCOS患者外周血AMH水平与基础窦卵泡数的相关性分析  . 发表于 梅斯医学 (MedSci). 2025. （中国研究：PCOS组AMH与AFC呈线性正相关，非PCOS组当AMH<3.9时相关性不显著，提示AMH与AFC关系存在阈值效应）

7.好大夫在线科普. 窦卵泡计数（AFC）是什么检查？  好大夫在线网站, 2021. （介绍AFC及AMH检测差异：不同机构间AMH检测差异较大，目前尚无统一正常值范围，应根据本机构标准解读）

8.The Rotterdam ESHRE/ASRM-Sponsored PCOS Consensus Workshop Group. Revised 2003 consensus on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long-term health risks related to PCOS. Hum Reprod. 2004;19(1):41-47. （经典共识：PCOS诊断标准强调卵巢多囊形态，即≥12个小卵泡，此后标准提高至≥20个）

9.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生殖医学学组. 卵巢储备功能减退临床诊治专家共识（2022年） .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2;57(8): wax. （专家共识：推荐联合AMH、AFC、基础FSH和年龄评估卵巢储备，强调无理想单一指标，应综合判断）

10.杜先智等. 抗缪勒管激素（AMH）检测及其应用进展 . 国际妇产科学杂志. 2019;46(4): 405-409. （综述：指出AFC预测卵巢储备虽可靠但受月经时机和操作者影响，而AMH可弥补这点，同时提示AMH亦有波动和检测局限）